高树伟︱福克司、《文昌帝君阴骘文》与《红楼

嚣嚣斋剏梓施印姓氏（共施印壹千本）

福克司（Walter Fuchs，左）与艾锷风（Gustav Ecke）在北京，1939年。

平时与高山杉先生闲聊，曾提及为东方学家作传事，他希望把那些动人的故事陆续写出来。此前，他已写过厉鼎煃、石滨纯太郎等学者，追魂摄魄的笔力让人神往。闲聊中，也曾提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1847-1901）及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两位学者对满语文都有浓厚兴趣，且颇多发明。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在穆麟德去世后的第二年，福克司就降生了，让人一下就想起韩愈赠贾岛的诗。

福克司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专长在清代早期历史，尤留意满族与蒙古历史、满文文献、中国地图史等。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中国及东亚的民族、地理产生兴趣。1925年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来到中国。起初，先是在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任德语、拉丁语讲师。他非常喜欢在中国游历，刚到沈阳时，曾利用假期参观远近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他甚至还被吸引到火车无法到达的其它有趣的地方，也喜欢上了徒步和登山，甚至到过朝鲜边境的白头山。随后的几年时间中，他访问了北京，又游历了中国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多个省。福克司在中国游历过程中生发的趣味，在后来出版的研究著作中有不少表达。至于游历与研究的微妙关系，福克司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观点估计有点相似，游历可增益研究乐味与勇气（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序）。

三十年代末，福克司受辅仁大学之邀，为研究、编辑耶稣会的地图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从沈阳移居北京。1940年，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1946年，与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等发起成立清史研究会。“二战”结束后，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将德国官员、纳粹党员等人遣送回德国。福克司也因其纳粹党员的身份，被列入遣送名单。期间，芮玛丽及其丈夫芮沃寿（Arthur F. Wright，1913-1976）曾伸出援手，福克司才得到燕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位，藏书也随之转到燕大。迫于美国官方的压力，次年，中国又公布了新的遣送名单。蒙高山杉先生惠赐1947年8月10日《北平日报》，在《去兮纳粹党徒：北平应遣德侨名单公布》一文（周运先生发现并拍摄照片）所列名单中，福克司名列第十二位（报纸将福克司中文名误作“渥泰尔”）。

由于美国官方不断施压，在这份新的遣送名单公布后，福克司应随即被遣返德国。据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称，福克司可能被误认为是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另外一位瓦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1888-?），被扣上国民政府间谍或内奸的帽子。因遭遣返，福克司不得不将所有藏书及财产留在燕京大学（此据傅吾康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说当时福克司将藏书卖给了燕京大学并留有档案。不久前，笔者曾赴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检有关福克司的材料，一无所获），他就一个人带着行李箱上了遣返船，回了德国。返德后，他虽然也拿到了教职，但因为各种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及时、应有的认可，连续遭受冷遇。此后，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后来又先后担任柏林大学与科隆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以上对福克司生平的勾勒，主要参考傅吾康Walter Fuchs in memoriam一文及其自传）。他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清代耕织图珍本考》（Rare Ch'ing Editions of the Keng-chih-t'u）《广舆图版本考》（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以及《十八世纪乾隆南巡图》（Die Bilderalben für die Südreisen des Kaisers Kienlung im 18）等（参见Martin Gim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 Oriens Extremus 19,1972: 1-7）。

此前，我对福克司藏书的去向一无所知，在与几位先生闲聊中，才知道他的藏书就在北大。谁能想到，福克司的这批藏书有些竟也流到了拍卖市场，高山杉先生就曾买到过两本。从那以后，我稍一得闲就去图书馆调阅这批藏书，盼能一一过眼，以了解福克司的学思历程，同时也涵养对古代东方语言文字的兴趣。

经查考，福克司的西文藏书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书集中在北京大学古籍馆，主要是汉文、满文、蒙文古书。我先去古籍部看的那批古书，其中时常可以看到中文、德文、日文、满文、西夏文等铅笔批注，也常看到书中钤有“雨读斋藏”（阳文长印）“福克司章”（阴文长印）“福克司（阴文）/fuks（阳文）”（满、汉文方印）“福克司印”（阳文圆印）等藏印。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时常就书的版本、印章、批注、流传与古籍馆杨芬老师聊。早先听杨老师转述北京大学古籍部馆员丁世良先生的话，说之前北大有一部分未编古籍存于红二、三楼及俄文楼楼顶，后迁入新馆。当时馆内会议室外厅堆放的就是福克司的藏书，有两万册左右（另见杨芬《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古籍整理历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三期，43页）。这与傅吾康在《回忆福克司》（148页）中说的“大概一万册”不符。

在北大古籍馆“秘籍琳琅”中检出来的九十四件福克司藏书中（此九十四件仅为北大古籍馆新编目录所著录，此前所编旧目均未著录藏印等项），仅就我经眼的书来看，大部分是清代的档案、家谱、笔记、舆图，有关满文的古书差不多占了一半，这与福克司专意研究清朝早期历史合符，由此也能窥见他藏书的基本倾向及研究兴趣。其中，还有几件清代的劝善书，有的还是孤本，弥足珍贵。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曾遇到一册《文昌帝君阴骘文》（典藏号：SB/182/0601），一函一册，满、汉文，后附有《戒淫文》《徵事》，末附施印姓氏一纸。书衣有福克司铅笔字迹，“1787 1）文昌帝君阴骘文1-4? 2）戒淫文1-3? 3）徵事1-3”。另有两处德文批注，不能识。那天偶然借出这本小册子，匆翻过一遍，看到阴骘文、戒淫文、施印姓氏及印数，突然联想及《红楼梦》里写的两段故事。这两处由书籍史勾连起来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比较关键，这会连带影响到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写作取材乃至主题倾向的理解。也就不避繁冗，再拿出来重新讨论。

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首半叶、末半叶

小说第十回写贾敬过寿的前几天，尤氏问贾珍该如何操办太爷贾敬的寿日。贾珍说，刚去给贾敬请了安，原想请他来家受大家的礼，没想到惹来一番数落，后日再不敢去了，且转述了贾敬的话：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45页）

还有，小说第十一回，写贾蓉回尤氏的话，说他刚去给贾敬送过吃食，且回贾敬说父亲贾珍在家伺候老爷们，遵贾敬的话不敢过来。贾敬听了很满意，叫贾蓉回去转告父母，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贾蓉也转述了贾敬的话：“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红楼梦》，152页）

小说这两回写到的《阴骘文》，是劝人行善的道书，相传是文昌帝君所作，明以后民间传播较广，常与《太上感应篇》《戒淫文》等并行刊印流通。往常读小说这两段文字，大概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对作者当时究竟如何写这段也捉摸不定。此前，已有研究者接触到了一些材料，如清初傅山所写《文昌帝君阴骘文》木刻大屏，并以此揣想过曹雪芹当时能接触到的材料及创作路径。大概是找不到可以精准复原当时环境的材料支点，对这两段文字的理解仍在摇晃。乾隆年间《阴骘文》在民间尤其在旗人圈子的传播及影响，此前虽有讨论，因这类材料传世不多，且目前大都散在各收藏单位，难以统观。对作者何以写贾敬嘱贾珍父子刻印《阴骘文》尚不清楚，对贾敬说的“印一万张散人”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认识了。

有趣的是，福克司所藏《文昌帝君阴骘文》成了帮助理解《红楼梦》这段故事取材的一个绝佳注脚。这册《文昌帝君阴骘文》，书后附有刊梓施印姓氏及续印施行姓氏（从左至右）：

续印施行姓氏

辉发：佛成（文杰）?? 奉天：二达色（衷孚）

襄平：伊尔登额（汉昭）? 蒙古：永起（培风）

汉军：伊丰阿（席珍 壹百本）? 长白：图善（原性 伍百本）

玉田：黄得镇（壹百本）? 丰润：黄昌（伍拾本）

大兴：张仁（伍拾本）? 奉天：沈铠（函光 叁百本）

驻防河南省满洲正白旗瓜勒嘉氏 拉灵阿（号提喜 伍拾本）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敬印

书后附的这半叶纸，涉及施印姓氏、人物身份、册数及刷印时间，为考察乾隆年间《文昌帝君阴骘文》在民间尤其是旗人圈子的流通状况及施印人提供了直接参考。由以上记录，我们知道，这册满汉双璧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最初由佛成、二达色、伊尔登额、永起私人共施印一千本，伊丰阿、图善等人少者印五十本，多者印五百本，总又续印一千七百五十本，加上最初印的，总共刷印两千七百五十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六日，由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刷印。清代为《阴骘文》作注者多，流传下来的满文译写件却不多见。有这个册子及刷印数量的参照，小说中写贾敬两次提及要刻印以前自己注的《阴骘文》及以一人之力刻印“一万张”，可以看到小说创作的社会思想背景及小说中贾家的社会地位及财力。

《文昌帝君阴骘文》除了给《红楼梦》第十、十一两回贾敬的话做了有趣的注脚外，后面附刻的《戒淫文》，也启发我们重新考虑《红楼梦》中“意淫”的可能取材来源及创作思路。小说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说宝玉是“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把宝玉吓了一跳，警幻接着给宝玉解释说：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笑，万目睚眦。（87页）

警幻所训，淫分二端，一则好色，一则知情。警幻推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是从痴情一端说的，与世道中的“皮肤滥淫”有别。“意淫”，小说中仅此一见。关于“意淫”的出处及阐释，研究者很早就在讨论，但异说纷出，终无定论。此前，许卫和及王三庆撰文指出，“意淫”二字应出古代医典，并对先前评家以“意淫”为雪芹首创等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小说里的“意淫”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综筋迟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他们认为，曹雪芹淹通医书，就把医书里的“意淫”二字挪用至小说中，拧转褒贬，另立新意。“意淫”虽然在古书中早已成词，但“意淫”有警幻所说“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义项，的确是从《红楼梦》才开始的。

追寻“意淫”的可能出处，留意作者当时所处环境及可能接触到的材料是影响阐释的关键因素。此前，我曾在道书中找到“意淫”的另一出处。现在看到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附刻的《戒淫文》，在思考《红楼梦》创作取材时，使我更加相信，雪芹写警幻训诫宝玉一节的创作启发，更有可能直接受当时民间广泛流通的劝善书影响。

吕岩（洞宾）也有一篇《戒淫文》，开篇即说“人性惟淫，难戒。人罪惟淫，最重”，而后一一列数世间“淫孽”：

见好妇女适时注念，刻刻存思，废饮食而形梦寐，谓之想淫；见好妇女言语轻挑，口角逗引，恣谐谑以动心情，谓之语淫；见好妇女有心凝视，着意偷觇，眼目射而神魂飞，谓之视淫；见好妇女假托殷勤，诈为周匝，饰礼节而图媚悦，谓之意淫。

接下来，作者即对此表明了态度：“若此之类，虽袵度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荡，淫恶已彰，止恨无便可入，无隙可乘耳。阴律已著之，岂得谓无罪哉？！”在吕岩看来，无论想淫、语淫、视淫，还是意淫，其核心仍在“淫”而不在其它，“想”、“语”、“视”等都是“淫”的不同表现。“意淫”只是其中一种较为高级的罪恶（“饰礼节”）。

吕岩《戒淫文》

以吕岩《戒淫文》对读警幻以意淫训诫宝玉那段文字，对雪芹写这段故事，或能催生更为妥帖的理解。《戒淫文》开篇所述，即警幻所批评的“世之好淫者”，具体表现则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等“皮肤滥淫之蠢物”。警幻的话再明了不过，因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与“皮肤淫滥”者不相类，才推其为“意淫”。在警幻那里，已单独把“意淫”从《戒淫文》所陈世间淫孽（想淫、语淫、视淫、意淫）的队伍里拎出来，赋予它“天生痴情”的新意。按警幻所讲，“意淫”（天生痴情）仅存于闺阁之中，世道中并不能理解。脂批谓“意淫”二字新雅，“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后来的评点家、研究者对此也叹其绝妙，如王希廉称“二字甚新”，洪秋蕃说“创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

胡文彬先生讲，以警幻之言，“意淫”二字的核心不在于“淫”而在于“意”。前文已及，恰与小说相反，《戒淫文》中“意淫”的核心在“淫”而不在其它。雪芹拧转其世俗意，转入闺阁中，极写宝玉的天生痴情。而且，从第五回“意淫”出发，这种写人情的悲悯关怀就贯穿了全书。我觉得这是鲁迅推《红楼梦》为“人情小说”的一个总支点。之前，我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集中翻阅与红学相关的古书时，曾读到清人蕴和的一部《绿棠吟馆诗钞》（典藏号：Y/5531/2/4126），见卷一末有《题红楼梦传奇四首》，读至其三末句“无限钟情无限恨，请将怨慕一齐删”，曾引起我极大的共鸣。若从小说中流露的悲悯关怀看，这十四个字正是雪芹传神文笔的精准写照：以上帝视角巨细靡遗地曲尽人情，最后又不得不让故事中的人物割舍掉一切的所愿而不得（怨慕），终生抱恨。

虽然《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面附刻的《戒淫文》是冠名文昌帝君的另外一篇文章，我们仍不能否认，同样是道书的吕岩《戒淫文》也曾这样在民间广为流通。事实上，我们还发现有《戒淫文辑证》这样辑录古今事证，阐释《戒淫文》的书。这样看来，“意淫”二字从《戒淫文》拈到小说里，要比取材于《黄帝内经》来得更直接、妥帖。门外山川、堂前花鸟，都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取材来源，像《文昌帝君阴骘文》及《戒淫文》等民间劝善书，现在我们既然可以看到有当时民间流传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实物，且有不少的印量。想来，当时这些广为流通的劝善书，曹雪芹是不难接触到的，以其新奇之想辗转写入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从《红楼梦》里钻出来，再回到福克司。由于所见材料有限，我们并不清楚1947年的福克司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辗转回到德国。傅吾康在那篇回忆福克司的长文里，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他只带了为数不多的手提行李，被‘押’上了船，遣返回德国。……哪怕失去其他所有东西，他都能认命；但是，失去藏书，却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从此，他再也没找回以前曾有的活力及创造力。”（“So wurde er mit wenigem Handgep?ck auf das Repatriierungsschiff gebracht und nach Deutschland bef?rdert……Der Verlust von Haus und aller Habe war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ihn. Mit allem anderen konnte er sich abfinden, jedoch nicht mit dem Verlust seiner Bücher.……Er hat niemals mehr seine frühere Aktivit?t und Schaffenskraft wiedererlangt.”）

知道这些细节后，再去调阅那些书，我才稍稍有些感觉。据傅吾康回忆，福克司在中国时有位叫廖伟予的福建女友，1946年曾为福克司产下一子，如果健在，现在也已经七十四岁了。后来才知道，福克司从那以后可能就再没到过中国大陆。最后，在胡适年谱中还看到了福克司的影子。1960年1月27日，蒋复璁、林秋生陪同柏林大学教授福克司和他的助教马丁·吉姆（Martin Gimm）访问了胡适（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166页）。这可能是福克司生命中最后一次在地理空间上踏进中文世界。

遣返名单中的福克司、石滨纯太郎论文集及其中签赠福克司的《殿版蒙文大藏经考》

那天我去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调阅福克司的藏书，不知怎么就检出来一册名为“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的书（索书号：B941/5/J），作者著录为“石浜纯太郎”。此前我曾在检索系统中专门检过“石滨纯太郎”，一无所获，没想到在寻找福克司时，竟意外找到了关于石滨的材料。拿到书后，发现书脊上有“石滨纯大郎”五个烫金字，不只是《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那篇论文。来回翻看才知道，这是1930年前后石滨寄给福克司的论文抽印本，共十篇。福克司请北堂印书馆把它们装订成了一册，目次如下：

01《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龙谷大学论丛》别刷，1929）

02《番汉合时掌中珠》（附图版五）

03《殿版蒙文大藏经考》（《大谷学报》第十一卷第三号 拔刷，1931。封面右上角有石滨纯太郎钢笔字迹：Herr Dr. W. Fuchs,ergebenst überreicht vom Verfasser. J. Ishihama Juntarō.，意为：(To) Mr. Dr. W. Wuchs, most sincerely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J. Ishihama Juntarō.

04《西域出土の西藏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 拔刷，1931）

05《金字蒙文藏经金光明经の断简に就て》（《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号抽印）

06《满洲语译大藏经考》（《书物の趣味》第一册别刷，1927。封面及内容中有德文铅笔批注）

07《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书物の趣味》昭和六年，1927。封面及内容有中文、德文批注）

08《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1931）

09《京都帝国大学所藏蒙文丹殊尔记》（《桑原博士还历记念 东洋史论丛》拔刷，1931）

10《无量寿宗要经考补》（《东洋学报》第拾六卷第贰号 拔刷）

我惊讶于福克司与石滨纯太郎也有这样密切的学术交流。前些天，看到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撰文介绍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石滨文库”中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由此联想及“石滨文库”一定也有福克司的材料，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刊布，以完整展现两位学者的学术情谊。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西夏学领域中日俄三国学者的合作交流。上世纪三十年代，集合中日俄三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北平图书馆月刊》西夏文专号出版时，曾刊布过一则启事，使人动容：“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天下万国，亦能如区区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讨论讲习。藉合作之精神，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1月）

夹在石滨论文集中的贺年卡（复制件）

那天下午我匆匆翻阅石滨纯太郎这册论文集时，发现里面还夹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谨贺新年”四个仿宋字，是1933年石滨纯太郎写给福克司的贺年卡。我把这张贺年卡捏在手里，心里好一阵难过。如果福克司尚有感知，真希望他曾在中国遭遇的所有不快，能因为现在仍有人重新读他的藏书、在文字里与他感同身受，稍稍减去一些。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高山杉、栾伟平两位先生帮助，蒙贾长宝先生纠正拙文几处译文讹误，谨致谢忱！